日本安土桃山时期南蛮文明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南蛮、火枪、天主教、西方艺术、安土桃山

摘要：在群雄并起战乱纷飞的日本战国时代，西方文明开始在日本扎根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安土桃山时期日本的历史进程。较之以后江户时期的闭关锁国，这段时期内的乱世给了西方文明更大的空间，本文将从火枪、天主教、西方艺术三个方面简要分析西方文明对安土桃山时期日本的影响，以及其后江户时期统治者对西方文明的排斥。

何谓安土桃山和南蛮：
安土桃山时代是1573年至1603年之间的一个年代。又称织丰时代。是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称霸日本的时代。起于织田信长驱逐将军足利义昭，终于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以织田信长的安土城和丰臣秀吉的伏见城即桃山城为名。他们作为强大的军事领导者击败了其他大名，统一了日本，成为统一日本的实际领导者。三个主要人物相继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导者，通过与京都的宫廷的合作取得政治的权威，然后以朝廷的名义征伐其他大名。
十五世纪开始，西欧各国纷纷向东洋开辟新航路，世界历史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大航海时代。随之而兴起的就是殖民与海外贸易。所谓南蛮，是当时日本受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对最初到达日本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称呼。这些人大都乘船绕过好望角、菲律宾群岛从靠近九州的南面海上驶入日本，当地人由于从来没见过这些西方人,所以误以为他们是东南亚一带的"南蛮杂胡",此后"南蛮"一词就被日本人主要用来称呼西洋人了。以后英国、荷兰势力东渐，日本人又称英、荷人为红毛。
当时，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根据地，西班牙人以菲律宾为中心点，分别派遣教士前往日本布教，葡西两国的商船，也频频往来于这条航路上，做着转口生意牟取厚利，同时也增进了文化的交流。而在战争杀伐不断的当时，火枪的传入成为了日本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火枪：
日本最早接触南蛮文化是在天文十二年（1543），一艘中国帆船因受台风袭击而漂流至九州种子岛。这艘船本来是往来中国与暹罗王国间的商船，船员多数是欧洲人，少数是中国人。该船的葡萄牙人船长手中有一管状物，可以发火，其声如雷，力破铜铁。即所谓的铁炮即步枪。种子岛领主种子岛时尧以2000两白银向船长购得两支，并在两年后由工匠八板金兵卫清定复制成功。这种新式武器很快就被战国大名所接受，近江国的国友、和泉国的堺与纪伊国的根来成为大规模生产步枪的基地。步枪的传入使日本的传统战术发生改变，作战主力也由骑兵改为步兵即“足轻”。
据日本火器史学家们的研究，日本人最初是从中国传入的火器中知道火器知识的，尔后又在中国明火铳和欧洲火绳枪的影响下，制成了日本最早的火绳枪一一种子岛铳。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274年至1281年日、元战争时期。日军从作战中见到了元军使用的铁火炮，从此得知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种新式兵器―火器。第二阶段，是明朝火铳传至日本时期。 第三阶段，是天文元年（1532年，明嘉靖十一年）后欧洲火绳枪的传人时期。
日本火器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日本同欧洲交往频繁，尤其是同葡萄牙的来往更多。据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记载：日本天文十二年（1544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一艘葡萄牙大船来到种子岛。船上的葡萄牙人带来了一种火枪，岛上人从来没有见过。此枪长二三尺，中通外直，底部有塞，其旁有一穴，为通火之路，入妙药于其中，再添以小团铅，尔后立靶于岸畔，由射手进行瞄准射击。在进行试射时，“其发也，如掣电之光，其鸣也，如惊雷之轰，闻者莫不掩其耳矣……”种子岛家第十四代当主，年仅十六岁的种子岛时尧见其威力大，便请船上人传授该枪的制造和使用之法，并从南蛮人手中以两千两金子的巨大代价购得了日本最初的两挺铁炮，作为仿制的样品，同时派人向葡萄牙人学习制药之法，这就是葡制火绳枪传入日本的开始。日本天文十三年（1545年），江州的国友锻冶，组织了高明的工匠，仿制成适合日军使用的火绳枪，并且制成了闭锁螺栓，较好地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提高了火绳枪的威力，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更为先进。不久国友锻冶进行批量生产，售出数百支成品。
这种步枪属于前装滑膛枪，装弹、点火等颇费时间，如逢下雨则易被打湿火药、火绳以致不能使用，本身还有不少缺陷。天正三年（1575）五月的长筱之战，织田、德川联军以步枪为主力对抗武田军的旧式骑兵集团突击战术。时逢梅雨季节，直至作战前一天仍大雨不止，但战斗当日居然天气晴朗。织田信长在三面环水，有两条河流横穿的设乐原布阵，阵前设置了阻碍骑兵突击的三道木栅和两道壕沟，其后一字摆开的步枪兵列成三排，一排装弹，一排传递，一排射击，这就是所谓的三段打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频率。结果武田骑兵团惨败。此役织田、德川军总共使用了约三千余支步枪，被视为新旧战术较量的典型战役。

天主教：
步枪可以说是最早影响日本的南蛮文化产物之一，在步枪传入后数年即天文十八年（1549），天主教也传入日本。当时欧洲正逢宗教改革，不少国家已改奉新教、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天主教只得转向东方寻求市场。将天主教传入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在到达日本萨摩即鹿儿岛后得到领主岛津贵久的允许而在当地传教，第一年就发展了二百个信徒，以后又在肥前的平户、周防的山口、丰后的府内等地传教。日本人将其传入的天主教音译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我国史书常把传教士描绘成凶神恶煞的殖民先锋，未免有些程式化。后人可以从大的视角轻描淡写地总结历史，而处于历史之中的人却很难摆脱环境的制约。沙勿略为了将福音传播于东方而不辞艰辛，其坚毅的精神是可敬的。在日本传教两年三个月后其回到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准备来华传教，1552年来到广东上川岛，未能进入内地，即患热病而死。沙勿略后来被教会追认为圣徒。
沙勿略之后的传教士接踵而来，常与南蛮商人一起出现。《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日本描写成黄金之国，是以南蛮商人对日本很感兴趣。以葡萄牙为主的南蛮商人常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中国、日本、南洋、印度间的居间贸易即黑船贸易，获利甚巨。而最初为其担任翻译者，就是我国历史上恶名昭彰的倭寇巨魁王直。九州诸大名为了染指南蛮贸易的利益，纷纷开放自己的领地并给于传教士在领地内传教的权利。比较有名的南蛮贸易中心有肥前的平户、横濑浦和长崎以及丰后的府内。
不少大名出于各种动机接受了洗礼成为所谓“切支丹大名”。最早的这类大名有大村纯忠、大友宗麟、有马晴纯等。大友宗麟因敬慕沙勿略，其教名就叫“方济各”。大村纯忠在受洗的次日就烧毁了军神摩利支天像，并先后将横濑浦及长崎捐献给耶稣会作为领地。大友、有马、大村三家大名还在天正十年（1582）派遣少年使节团赴罗马，史称“天正遣欧使节”，使节团的四位少年是伊东•满所（13岁）、千千石•弥解留（13岁）、原•马尔奇诺（13岁）和中浦•寿里安（14岁），其中前两位是正使，也是三家大名的近亲。他们乘坐葡萄牙船从长崎出发，向西沿欧亚非大陆海岸线航行，历时两年抵达里斯本。在马德里，少年们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视为日本的王子而受到隆重欢迎，其后又晋见了罗马教皇格利高里十三世。使节团外出总共八年，为日欧交往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天正十八年（1590）一行人回到长崎时，日本已开始禁教。
因为伴随着各种利益，亲近天主教的大名、武士越来越多。有名的信教大名还有高山右近、细川忠兴、蒲生氏乡、黑田如水、小西行长等人。其中小西行长在关原之战失败后被捕，因教义不允许切腹自杀而选择了一般武士视作耻辱的斩首之刑。“切支丹大名”往往可以比较容易地罗置武器。大友宗麟凭借西式火器之利，曾开创了身兼九州九国中的六国守护的鼎盛局面。其晚年国势衰微，死前一年的天正十四年（1586），居城丹生岛城陷入岛津军的包围时，也是依靠城内配备的大量西式大炮击退了进攻。此外，天正十二年有马家面临龙造寺隆信的攻击之前也曾向葡萄牙商人大量购置武器。

西方艺术：
对于当时已对佛教失去信心的普通民众来说，天主教宣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教义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加上领主的支持，传教士在各地开设神学院、教堂、医院和慈善机构，天主教的影响很快遍及各地。教会学校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造船、印刷等科学技术，以及西洋美术和音乐。
不少作为家宝的带有南蛮风格的物品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例如“南蛮屏风”（绘有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交易场景的屏风画）、“四都市图”（教会学校学生临摹的描绘马德里、里斯本、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四大都市的屏风画）、“扇面南蛮寺”（以京都教堂为主体的扇面）、“南蛮莳绘鞍”（以南蛮人为图案的描金漆器马鞍）等等。还出现了尚未摆脱佛教思路的“玛利亚观音像”。这些作品都出自民间，可见南蛮文化之普及。相比之下，同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与文化一直被视作“奇技淫巧”，始终只留在少数官僚手中，几乎没有对中国造成影响。
一五八五年义大利画家佐凡尼•尼古拉（1560～1626）前来日本，在神学学校传授西洋书技法，指导日本学生绘制宗教画，如今还能找到的少数遗品，都是隐藏了三百年之后重新出土的。具备西洋书能力的学生们，除了模仿宗教仪典所需的偶像画以外，也抄袭一般西洋绘画里的主题和风俗。原稿的来源，有些是遣欧少年使节滞欧八年后归国所带回来的礼物。遣欧少年使节团是在日趋紧张的禁教声中返抵国门，大肆传教已无用武之地，倒是随行的欧洲风俗书、战争图、骑马像、都市风景和世界地图等，大大提供了日本画家模作的张本。

西方文明在日本的没落：
统一的奠基人织田信长对于天主教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苦于本愿寺的一向佛教的势力，因此对天主教采取扶植政策以对抗本愿寺。信长还喜欢接见传教士，这主要是由于传教士们进献的西洋珍奇的魅力。据说信长非常爱穿西式服装。传教士路易斯•弗洛易斯在安土城向信长献上地球仪的事件也很有名。丰臣秀吉最初也采用同样的政策，但不久就下令禁教，驱逐教士，收长崎为直辖领地。其原因在于征服九州时看到天主教在九州大名和民众中的强烈影响时感到不安，深恐产生一向宗那样的号召力。特别是庆长元年（1596）八月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遭风暴漂流至土佐浦户，其中一船员向负责调查此事的奉行增田长盛口出狂言，说西班牙先用教士驯化民众，而后进行征服。秀吉闻知此言后勃然大怒，以致于当年十二月就在长崎将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和日本信徒26人处决，即所谓的“庆长大殉教”。这成为日本迫害天主教的开端。
关原之战后夺得天下的德川家康，一开始因为需要通商来繁荣经济对于传教基本持鼓励态度。这种背景下，庆长十八年（1613）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又派出了以家臣支仓常长为代表的“庆长遣欧使节团”。与天正少年使节团不同，这一次乘坐的是日本学习西方造船术自建的大船，先横渡太平洋至墨西哥上陆，经陆路至美洲东海岸再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回国时大致亦循此航线。支仓常长也晋见了西班牙国王和教皇，七年后回国时日本已禁教，故未达到传教与通商的目的。然后在当时情况下，东方人如此大规模的航海还是引人注目的。
德川幕府转而禁止天主教的原因很多。一是教义内容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排斥异教，反对切腹自杀，反对多妻制等与日本统治传统直接对立；二是天主教与把持南蛮贸易的九州各藩势力的庞大引起了幕府的担忧；第三与当时接触幕府的荷兰、英国（都是新教国家）商人为排挤先占有市场的葡、西商人，有意识中伤天主教有关；其他还有许多细碎原因。从庆长十八年底起，幕府在全国禁教。信教大名面临着或失去地位，或失去信仰的抉择。不少人选择了后者，而且为了表示坚决，疯狂迫害教徒。只有高山右近（其在秀吉禁教时已失去领地）因拒绝改宗而流放到了马尼拉。幕府以踩踏圣母像的方式（踏绘）试验老百姓是否信教，而对于信徒的处罚极为野蛮，往往伴随着人格侮辱。虽然大多数人被迫改宗，信仰坚定而殉教者仍屡见不鲜，1619年以后六年间被杀的日本教徒据估计有28万人之多。
宗教起义中最有名的当属“岛原之乱”。领导者天草四郎本名益田时贞，是肥前、肥后交界处的天草岛人，故有此名。天草岛和北面的岛原本岛本是切支丹大名小西行长、有马晴信的领地。后两地分别转封给寺泽、松仓两家，许多武士都沦为农民。时贞之父益田甚兵卫好次就是小西行长的旧臣。此外当地还有不少关原、大坂战役后避难的浪人。时贞据说是个美少年，被人们视作“天童”，当时就流传有不少关于他的传奇。天草、岛原地区百姓在禁教时受到很大的迫害，加之天灾与领主的苛政，终于在宽永十四年（1637）十月揭竿而起。16岁的时贞被推举为首领，以《圣体赞仰天使图》为军旗，聚集了三万七千余人。幕府将这次起义视为过去的一向宗，极为重视，调集十八个藩约十二万人的兵力镇压，后来甚至勾结荷兰战舰对城内进行炮击。据守岛原城的起义军主要骨干原本都是武士，并使用了当地特产的有马步枪，战斗力很高，在兵力悬殊情况下予幕府军以重创。次年的二月底起义军终于弹尽粮绝而失败。这一天，一万余残存的教徒高唱赞美天主的圣歌，向城外敌人发动了最后的攻击。时贞战死，义军无论男女老幼都被杀，景象十分惨烈。 “岛原之乱”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从而使日本彻底走上了闭关锁国之路。

小结：
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最初是对大陆文化的吸收，紧接着就是对南蛮文化的吸收。在下克上的安土桃山时代，以前的封建伦理收到挑战；而在一次次的战争中，热兵器也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南蛮文化在日本的扩张，其基轴就是火枪和基督教，而西方艺术也随着宗教商业等交流行为进入日本。日本人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贯穿了日本人的强烈的务实精神。这种务实，不仅表现在他们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方面，也表现在他们对外来文化中不适于自己的内容进行鉴别和改造方面。在十六世纪，日本的封建势力非常的强大，中国儒家思想对统治者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西方文明注定在统一的日本会遭到排斥。但是在安土桃山时代，南蛮文明渗透到了日本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在历史上却带来了不可小视的影响。